一個只為了一己之私欲打算的人，難免會做出許多在旁觀者看來愚不可及的舉動。
任用私人、濫用預算、銷燬檔案，器識胸襟窄小，無謀士、無能臣，庸庸之輩。這都是企業管理上的禁忌，然而前陣子聽到一個故事，台灣某自稱管理之強的企業軟體公司，自家公司就把管理上的大忌都給犯了。
當個人利益和整體利益衝突時，會選擇哪邊呢？若沒有一個監督的政治機制，恐怕就會造成權力無限擴張的濫權，例如非洲數個獨裁國家，二次大戰之前的德國都是目前隨手拈來的例子。
若照著孔孟儒家的想法，只想靠著統治者領導者自身的道德仁義自我要求，那恐怕會是失望的結果，純有「有主張、沒辦法」的無能為力感，儒家方法只是一個完全不能預防性的防止暴政或私欲作祟的結果。
只有靠著監督考核的權力反制制度設計完善，才能在事先預防。更簡單的說，對於所作所為，要有一個有限時間內的賞罰，才能限制和督促領導者的作為。這是結構問題，不是人的問題。一個壞的寬鬆管理制度結構，住進有心為惡的人士朝壞的方向發展可能性就大多了。
或許，儒家當時在思考道理時，就發現了完美管理制度結構是如此難的設計，才從最容易的自身道德著手，把期待放到脆弱的道德要求上。雖然不是最好，但那也是沒辦法中的辦法。